“今年的用工情况比往年更难。”18号刚从贵州山区回来的吴红艳说。

　　吴红艳是深圳市伟宝劳务派遣公司总经理，每年春节后才是他最忙的时候。急等开工的工厂会把用工需求提到他这里。而他的工作，就是去广西、四川等省份，把那些可能还沉浸在年味中的人们带回工厂。

　　吴红艳的客户大部分都是电子厂、玩具厂，要招的也都是普通工种，以年轻人为主，这让他感到很大压力。

　　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消息，今年春节后，整个广东省用工缺口的峰值可能达到120万人，其中广州、深圳、东莞和佛山的制造业缺口尤其大。

　　另据人社部最新的统计，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9亿人，增长了2.4%，但增幅同比回落1.5%；其中外出的农民工1.66亿人，虽然增长1.7%，但增幅也同比回落1.3%。

　　用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的话说，这反映出我国农业劳动力随着多年的大规模持续转移已不再是一个取之不尽的蓄水池。

　　这意味着，尽管“刘易斯拐点”尚未出现，但人口红利的窗口期正在加速收窄。记者调查发现，随着制造业逐步向中东部地区转移，家门口的工作，更自由的工作，对于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而对于珠三角来说，不能提供更高工资的工厂，注定还要继续在“用工荒”的泥淖中挣扎。

　　深山“挖”人

　　正月十一这一天，钱经理便回到了他位于深圳市南油第一工业区锦都服装城的铺面里。每年这个时候，都是春装上市前的准备期，相熟的客户会提前打电话来下订单，他要操心的，是怎么招到有熟练技术的工人，让工厂尽快开工。

　　但今年的情况有些不一样，一直到正月十六，他还没接到一个订单电话，这让他对今年的市场形势有些悲观。而更让他发愁的是，帮他照看铺面的员工都还没有回来上岗，他只能一面盯着铺面，一面打电话找工人。

　　“熟练工人，每个月算上加班费能拿到五六千。”钱经理说，过去的几年中，服装业制造工厂的毛利率并没有多大提高，但熟练工人待遇却不断提高，生意越来越难做。“这个工资水平在服装业中普遍都能达到，找到满意的工人很难。”

　　钱经理描述的情况并不是孤例。在锦都服装城的每个店铺大门上，几乎都挂着招聘需求，有找店铺销售员的，也有招纺织工的。但服装城里现在还是有些冷清，来人并不多。

　　钱经理所在的是深圳有名的服装批发市场。十年前，这里还是南油工业区，集中了数百家规模大小不一的服装制造工厂。随着深圳制造业向外迁移，这些工厂的生产线逐步从南油撤出，南山区政府便适时将这里升级改造，形成了现在的锦都服装城、世纪银座服装城等服装批发市场。

　　数千家服装批发铺面聚集，让这里成为珠三角最大的批发市场之一，而每一个铺面背后，都至少有着一家规模或大或小的服装制造工厂，雇佣了数以万计的劳动者。

　　然而，钱经理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像他这样规模较小的服装厂，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相熟工人介绍的方式招工。“通过人力资源市场或者劳务派遣公司来找的话，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再做培训，这又是一笔不小的成本。”

　　不过，在整个珠三角乃至沿海地区，通过劳务派遣公司招工，是很多电子制造、玩具制造类工厂不得不采取的方式，因为现在人实在难找了。

　　吴红艳是河南驻马店人，从2000年开始从事劳务派遣行业。14年的从业经验让他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2006年之前，他每年的招人地点都会选在河南、湖南这些中部劳动力大省，一般是发出招聘广告就会有人来；但近几年，这些省份的人都不好招了，他不得不把招人的战线扩展到广西、贵州、云南这些地区。

　　“我们现在几乎都是在山区里面招人。”吴红艳说，老家河南现在很多城市也出现了很多工厂，年纪稍大的人，都会选择在老家打工，不愿再出来做事了。“挖人的过程就像更用力地挤出海绵中已所剩不多的水来。”

　　吴红艳的判断有数据可证。以河南为例，2013年该省有1523万劳动力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已经远高于赴省外就业的1137万人。

　　吴红艳的经历也基本上描绘了近年来用工荒的真相。在沿海产业向内地梯度转移后，越来越多的工厂开始在中西部省份市区、县城甚至是乡镇出现。因此，这些省份的打工者已经没有必要为谋得工厂流水线上的一份职业而一次次远赴他乡了。

　　典型的例子是，富士康在缩减其深圳龙华厂区的规模后，又在郑州、重庆、武汉等地建立起了规模更大的制造基地。每年年初的“春风行动”中，富士康招人的大巴都会停留在各个人力资源市场或者火车站，刚下火车的工人上车后便会被大巴接走。

　　如果一个地区同时有几个“招人大户”，相互之间的争斗就更为激烈。譬如，富士康的武汉园区碰上了联想的武汉基地，前者春季缺工5000人，后者缺口3000人。

　　武汉市纳杰人才市场主管章俊告诉记者，春节后，企业招人需求井喷，求职者则供不应求。据纳杰人才市场统计，截止到2月19日，纳杰人才市场供有2938家企业进场招聘，提供就业岗位累计46442个，进场求职者则只有29620人。

　　也就是说，用工荒早已不仅是沿海地区面临的问题，现在即使是在劳动力输出大省，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也已经颇为严重。

　　章俊表示，从目前进场招聘企业的统计分析来看，受薪资待遇、工作强度、工作时间、90后就业观念转变等因素的影响，机械制造、IT电子、酒店餐饮、商贸物流行业成为今年招工进展较为困难的行业，而招聘进展比较缓慢的岗位主要集中在技术岗位和一线操作工岗位。

　　“随着联想、富士康、上海通用、格力电器(30.50, -0.45, -1.45%)等武汉大型的制造业今年集中扩产、投产，武汉制造业企业对技术工、一线操作工的需求量猛涨。”章俊进一步解释。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诸多沿海产业选择向内地转移。经过几年建设，眼下各地的新生产线已进入产能密集释放期，新开工的流水线，正等待着工人上岗。

　　不去工厂

　　企业招人难不是局部现象，但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并未改变。那么，人都去哪了？

　　开服装工厂的钱经理对这个问题有着自己的思考。在他看来，现在的劳动力并不少，招工人要考虑的只是一个价格问题：价格太低工人不来，太高企业又承担不了。

　　“每年报纸上都说给工人加工资，两百、三百的，你觉得对你有吸引力吗？”钱经理说。他介绍，来深圳服装厂工作的熟练工人，基本上都是打零工，跟老板谈好工钱后就上班，协议都不需要签，干得不如意下个月就走人。

　　据他观察，新生代劳务工对于工作环境的要求与老一代人已经完全不同，打工时间碎片化、零工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喜欢在流水线上工作。

　　现年24岁的宗乐，正是从流水线上走出来的案例。老家在湖北广水的他，从孝感一个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学校分配到东莞的一家IT电子工厂，每天流水线上的生活对他来说既枯燥也乏味。

　　刚开始打工的时候，月工资加上加班费也不到三千块。三年后，宗乐决定学点别的手艺。

　　通过父母牵线，宗乐跟一位本家的叔叔学做厨卫装修。这个工作粗看很简单，但深入之后宗乐发现，比起流水线上的工作，厨卫装修需要投入的精力更大，要学的也更多。

　　但宗乐还是更愿意跟着叔叔学，除了因为工作时间比较自由，收入比工厂多外，也因为他觉得这个行业更有前景。“就在县里开个门店，活也有很多。”宗乐说。

　　事实上，这是一个因城镇化进程加速而催大的行业。他们不需要工厂，不需要流水线上的设施，几个人组成一个小团队，在一定的区域内接活，完全可以获得不错的收入。对新一代的劳动力来说，它的吸引力已经远大于流水线上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这些行业对学历基本没有要求，要的只是勤奋。

　　跟宗乐一样，现年26岁的李复兴也不会再回到工厂。从15岁，初中还没毕业时起，李复兴就从湖南老家来深圳打工。但他没有选择到工厂，而是跟着堂兄做油漆工。他回忆说，当时堂兄带了四个学徒，包吃包住但是没有工资。

　　一年后，李复兴开始跟着老乡在深圳学做装修，主要是刷墙和铺地板砖。虽然在深圳的第一年没什么钱，但第二年挣了2万多元。那一年，他老家同龄的同学们初中刚毕业，很多人加入了和他一起的外出装修务工队伍。

　　如今，他所在的团队在很多城市都有了业务。“北京、西安、上海、合肥、武汉、中山、杭州、韶关、郑州等等”，他一个一个的数过来。通常，他们大概5到10人为一个团队，承接那些从大的装修工程转手来的工作。

　　这些活计让李复兴手头逐渐宽裕起来。他告诉记者，一年下来，虽是零散，但他能拿到10万元左右的工钱。比起收入，他其实更在意的是这种比较自由的工作方式，“高兴就做，不高兴就玩。”李复兴说，做工闲暇，他们几乎把每个城市的名胜景区都玩了个遍。

　　宗乐和李复兴的从业经历，映射了劳动力从工厂转移出去的一大路径。伴随着大规模的城镇化，各种相关服务行业从业空间也不断增大。这导致东部沿海地区，不仅工厂与工厂之间要抢工人，且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工厂还要面对这些自由职业的竞争。

　　而通常情况下，工厂提供的薪水比这类自由职业还要低很多。据纳杰人才网统计，企业一线操作工开出的薪资待遇普遍在2500元-3500元，和求职者预期的3500元-4000元，依旧存在一定差距。

　　于是，自由职业每月超过5000元的收入，以及自由支配的时间对于劳动力无疑有着更大的吸引力。

　　截至目前，这些自由职业者从业规模尚无权威统计数字。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社会与人口学院和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李迎生表示，这是一个新问题，之前并没有被大量的关注过。

　　被动应对

　　应对用工荒，政府和企业各出奇招。

　　譬如，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妇联等部门组织的“春风行动”已经持续开展了9年，其主要目的在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搭建劳务对接平台，帮助求职劳务工尽快实现就业，同时缓解“用工荒”。

　　对于“用工荒”和“就业难”的问题，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在近期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业和招工“两难”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从根本上反映了劳务工数量正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

　　此外，在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今年对各地市场调查的情况发现，“春风行动”中进场找工作的农民工比例占比在减小，而各类专科甚至本科毕业生的比例却在不断增大。

　　职业培训学校教育的缺乏，以及大专院校的扩招，使中国的劳动力结构出现“脑体倒挂”的意外情况。“现在泥水工、木工没有300块日薪根本招不

　　到，而大学生平均月薪也就三四千元。”在刚刚召开的广州市人大上，有多位人大代表提到这一问题。为了缓解蓝领工人缺乏的问题，广州市人大代表陈彦文甚至提议吸收海外劳工。

　　对于企业来说，解决招工难最简洁的方式，当然自身进行产业升级。据了解，在格力、美的等家电制造企业中，正在大力推行机器人(58.500, 0.52, 0.90%)。格力电器2013年提出，到2015年实现自动化率达到70%。

　　而在珠海格力的的自动化样板工厂里上，第一次来参观的人估计都会大吃一惊。原本想象中人头攒动，热火朝天的生产线上，实际并没有多少工人，大多数的工作用机械自动化完成，只有少量经过培训的自动化技工在忙碌。

　　不过，对于像钱经理这样的小型创业者来说，实现自动化还是个从未考虑过的问题。事实上，在整个珠三角地区，能达到使用自动化生产线规模的企业，其实是凤毛麟角的。构成珠三角制造业基础的，是大量藏匿于厂房里简单的生产设备，以及大量的制造业工人。

　　“比如说微波炉工厂，很多细小的螺丝需要人工在箱子内部装，机器现在没办法实现。”吴红艳介绍，其他如服装厂，机器可替代的部分也不多，而在酒店业、快递业、家政业等行业，机器根本无法替代。

　　李迎生指出，生产设备的自动化在高端制造业中可以实现，可能缺乏专业技工；这与现在出现用工荒的企业不是同一类型的，后者需要招聘的大多数普通工种，而这也是吸纳就业最多的行业。

　　吴红艳在深圳接下的订单，也能基本说明这个问题。需要招聘普通工种的，基本都来自IT制造、玩具制造等厂家。这些厂家在劳动力竞争市场上，既给不出超越求职者预期的工资，也提供不了更高的保障机制。对于他们来说，用工的缺乏是几乎不可解决的问题。

　　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些企业中，会出现大量不与厂家签订劳动合同，当月甚至当日结算工资，随时进厂又随时可以走人的用工关系。

　　此外，即便是高调宣布“百万机器人”计划的自动化先行者、制造业用工大户富士康，在这方面的探索也低于预期。

　　早在2011年底，富士康就公布了将以“百万机器人”取代人工的产业升级计划。根据富士康今年公布的最新情况，其深圳富士康厂区一些一线生产岗位上，机器人操作代替人工操作的比例高达70% 。

　　不过，这仍然掩饰不了富士康“百万机器人”计划远未实现的实际情况。2013年，为富士康提供机器人部件的硬件制造商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按照富士康的向其公司的采购单推算，富士康现在的机器人数量也就几万台。

　　而今，在武汉、成都、郑州等地，富士康招聘员工的大巴停在了几乎每一个合适的人力资源市场。武汉富士康今春要招聘5000人，招工困难的情况下，其招聘负责人不得不在火车站开设现场招聘点。在深圳龙华、观澜的厂区，富士康甚至给出了“内部推荐、5人或以上报销来时路费”的条件。

　　有观察者分析，机器人的不稳定、精确度不达标是技术面的原因，更深层次的挑战是对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要从管理智慧的人工转向管理无人化的机器，其实需要企业内部的管理变革，而这一条，必须逐步总结经验才行。

　　“在一些一线操作工岗位用机器人代替人，其实是对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一个过程，是对劳动力的一种解放，让人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干一些更有价值的工作。”章俊表示，虽然一些制造业企业的自动化程度在逐年提高，但是还需要有一个过程。

　　结构调整

　　“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阶段，就业主要去向仍然是工业领域，所以会出现对非熟练工人和技能工人的旺盛需求。” 在近期举行的一个关于“用工荒”问题的讲座上，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刘尔铎分析，这样一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强化了当今劳动力市场的民工荒。

　　而从国家劳动力市场供给总量来看，2010年前后，中国的新增劳动力数量开始下降，2013年后中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开始出现拐点，总体劳动力数量也开始下降。这意味着，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用工荒问题，中国的适龄劳动力结构必须有所变化。

　　不过，对于目前出现的用工荒，特别是非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不管是从业者还是观察者，均认为不可避免，但也不必过于紧张，因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调节这个问题，如农民工专场出现大中专毕业生涌入的情况，便是市场调节的一个结果。

　　但是加强对技术工人的培养却迫在眉睫。“按照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中国应该大力的发展职业教育，大量培养一些中高级的职业技术人才，以满足中国企业现在乃至未来对技术人才的渴求。”章俊表示，随着中国产业的不断转型升级，未来中国制造业将实现由劳动密集型的“中国制造”，向技术型的“中国智造”转变，需要大批的中高级技术人才。

　　李迎生也认为，加强对工人的培训已经成为提升工业化水平的基本条件。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技工学校和职业中学的发展状况并不能满足提供合格技工的要求。

　　根据他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供给和需求结构不对称问题，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劳务工“用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均会长期存在，这促使中国必须加大对成人职业教育的投入，使得人力资本结构适应新情况。

　　在用工荒问题愈演愈烈的当下，国家层面已经在考虑解决这个问题。

　　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在2月2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政府将加大力度，通过实施农民工技能提升计划等措施，推动解决“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今后每年要将1000万农民工培育成为新型的产业工人，到2020年，力争使新生代农民工都能够得到一次政府补贴的就业技能培训，基本消除新生长劳动力无技能上岗的现象。

　　事实上，在教育培训的路径上，中国经过三十多年发展，虽然已经有大量职业教育机构出现，但往往是学生在没能参加中考、高考后，不得已的一种选择。

　　而像宗乐那样，从初中毕业就进入职业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工厂的情况并不是少数。技工学校在招聘到学生后，往往采用与工厂合作，学生毕业后即被安排进工厂流水线，专业技能的价值依然无法体现，也并不能达到提升技术能力的目标。

　　章俊提醒，中国的职业教育在看清当前市场需求的同时，应该着眼长远，紧密结合市场，培养企业需求的人才，而用工荒缓解要靠市场去配置资源，并不是一个短期内能完成的过程。